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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光耀的新加坡法治外衣之下

2018-10-29 12:05:21

李光耀的新加坡:法治外衣之下

鲜有亚洲领导人去世后能如李光耀这样获得西方世界如此多的赞誉。赞美之词多到不可思议,但对于这位名人,确实也是实至名归:是他将新加坡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成功国度。

纵使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地理面积和政治法律文化上有着巨大不同,许多观察者都强调,当中国领导层孜孜寻求一个既不牺牲共产党专政统治、又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处方时,“新加坡模式”对他们有着诱人的吸引力。

有关李光耀的很多书作描绘了他的绝顶聪明、自信人格,和他对全球政治的深邃见解——在渴望弥合中西方鸿沟的各国政治领导人面前,李光耀总是很乐意分享这样的见解。

在他去世后不久,一些赞美他的文章甚至刻意淡化他成就背后的代价,尤其是他的威权主义政策和实践。

我写作本文的一个谦卑目的,是希望通过回忆数十年前我与李光耀的几次亲身接触,为历史学家的磨坊提供一点原始材料。

1968年,哈佛

一切缘起于理查德·尼克松 (Richard Nixon) 1968年11月初当选美国总统之际。此后不久,李光耀受到新成立的肯尼迪政治研究所邀请来到了哈佛大学。不像大部分其他那样仅仅是参加一天的拍照行程,李光耀要留宿一个月。那时我是哈佛法学院教授,刚领导该研究所完成了一项需要保密的调研,主张美国应该重新规划对华政策,研究所的主任理查德·诺伊施塔特 (Richard Neustadt)于是请我一同负责接待这位新加坡总理。我们了解到,李光耀以傲人成绩从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,绝不是来我们这里享受一个为自己充电的学术休假。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我们,他来到哈佛是为了工作,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弄明白,是什么力量在搅浑当时动荡的美国社会,以帮助他更好地设计新加坡治理之道。

跟大多数政治家比起来,李光耀更早觉察到,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已处在改变其亚洲策略的边缘,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,即使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之中。尼克松本人虽然是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中坚分子,却在当选总统一年前就暗示过美国需要对北京采取更开放的姿态——那怕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制衡苏联。李光耀认定,留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研习媒体、倾听当地外交政策和政界的想法,才能准确地预判华盛顿的新方向。

李光耀学习非常认真。他不打算做许多演讲,而是抓住所有的机会学习。我邀请他到法学院,与对亚洲感兴趣的学生举行了一场午餐研讨会,席间大家的对话坦诚而放松,谈到了亚洲和美国的政治和抱负。李光耀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与他回答的问题一样地多,虽然当时已有人抱怨他“傲慢”,但他席间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傲慢态度。

我很喜欢他,因此我和我的夫人、亚洲艺术学者柯珠恩(Joan Lebold Cohen)邀请李光耀来我们家中与几位哈佛同事一起共进晚餐。同样的,谈话气氛活跃、友好且有着充分的信息交流。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外交性质的宴客活动没有经验,当我们事前收到李光耀部属的书面通知说:总理在场时不要吸烟,房间的温度应当是如何如何,以及那些食物是禁忌时,我们感到些许的不寻常。但不论如何,这是一个欢乐的晚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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